周鲁丨文字狱时代为何大师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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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传诵至今，其作者赵翼先生，则生活在清代的乾嘉之世。稍有旧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赵翼先生是一位学术大师，按照今天的标准，可以说以一人而兼具历史学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书法家与高官五种身份。若仅以史学之成就而言，赵翼先生即可跻身于大师的行列，更何况他的诗歌成就也广为时人与后人所推崇。像赵翼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在乾嘉时代还有若干位，若以整个清代而计，数目就更多了，完全可以说是大师辈出，此正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众所皆知的是，有清一代大体上可以说是异族统治之下的文字狱时代，然而笔者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清代既然大体上是文字狱的时代，为何还能大师辈出？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几乎产生不了大师的时代，或者说即使产生了真正的大师，也很难进入公共的视野，更谈不上得到广泛性的认可。对于一些在西历一九四九年之后陆续去世的著名学者而言，他们有的是真正的大师，还有的是被人吹捧成为“大师”，但这些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清末或者民国时代接受教育并崭露头角，而不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针对这种情况，有一个著名的提法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最近这几年，媒体上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大师焦虑症”的词汇，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载张贺先生《大师之后无大师？——“大师焦虑症”弥漫中国》一文云：
“一种“大师焦虑症”弥漫中国。人们追问，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复兴的时代里，能够与前辈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师却千呼万唤出不来？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就当代而言，学术大师极难出现，这是一个公认的文化现象，然而文字狱盛行的有清一代，却是大师辈出，其中原因，应当予以深究。在笔者看来，有清一代大师辈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代之政治，虽有大弊，然其文治武功，亦不可谓毫无可取之处，对此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一书中尝有持平之论云：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见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见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满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初，虽多有不仁之举，但并未将前朝的文化遗民赶尽杀绝，也没有通过武力强迫所有人在思想上屈服、在政治上合作，只要前明遗民不通过军事行动来威胁清廷，双方即大体相安无事。整个清代的学术有一个气象不可谓不大的开端，与前朝的文化遗民有着很大的关系。由明遗民之自述，可略知一代人才之盛况与当时学者之风貌，此如顾炎武先生《广师》一文所云：
“苕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由全祖望先生之言，可略知明遗民于清初之书院讲习，其《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一文云：
“问学者既多，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
由罗振玉先生之言，可略知明遗民于清学之影响，其《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一书云：
“本朝学术固由于国家倡导，而参其师承则导源于顾处士炎武。”
王国维先生曾有针对清代学术三阶段特点的精辟之论，其中的“乾嘉之学精”与“道咸以降之学新”，是以“国初之学大”为先导的，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云：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且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清初学术气象之大，又如邓实先生《国学今论》一文所云：
“顺康之世，天下草创，方以收拾人心为务，文网未密，而明季二三有学君子，得以抱其不事二姓之节，讲学授徒，风厉天下。流风所扇，人人知趋向实学，追汉采宋，不名一家，国家尝收人材之实。故其时民风士习，皆有可观，学术既盛，而世运亦隆。”


又如钱穆先生《朱子学大纲》一书所云：
“清初学术界，多彩多姿，异说蜂起，精神壮阔，依稀使人重睹先秦与北宋之遗风。”
又如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一书所云：
“间尝以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学凡数变。开国之初，诸儒多明季遗民，操危虑深，艰贞自矢，大抵博学笃行，有志匡济。故其为学，原本经史，不忘经世，非特有殊于宋明理学诸儒之空谈，复不同于后来乾嘉经师之琐碎，体用兼该，气象博大。”
又如杨向奎先生《清儒学案新编》一书所云：
“清初诸大家，南方王、黄、顾，北方颜、李及傅山，学究天人，自立门户，可比于先秦诸子，是为思想大家。”
满清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并未将其统治之道建立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基础之上。爱新觉罗家族的十位子孙在“荣登大位”之后，都没有公开建立以自己命名的思想，而且起码在表面上，尊重孔子与儒家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如《清史稿》之《儒林传序》所云：
“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颙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撝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后如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凌廷堪、胡培翚之于《仪礼》，孙诒让之于《周礼》，陈奂之于《毛诗》，皆专家孤学也。且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周、鲁师儒之道，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其二，清代的文字之狱虽然酷烈，延续时间也较长，但就其总体规模而言，是远不及另一朝代的。因为清代的文字之狱，多少有些“民不举，官不究”的味道，不少文字之狱实际上并非朝廷官府全面主动出击，而是在奸民告讦之后而为之。一方面，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王朝政治当中，官府的社会干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在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之后，满清统治者可能也想断续为之，而不是无休止地扩大事态。然而，民间的仇家报复一旦因朝廷的文字之狱而得到了机会，风气便有漫延的趋势。针对此种风气，汉族大臣曹一士先生曾经上书，一方面用“子产不毁乡校”的古训来申明大义，一方面又委婉地劝说清帝遏制奸民之告讦，《清史稿》之《曹一士传》载乾隆间御史曹一士先生之上疏云：
“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


其三，清初的康熙一朝，虽间兴文字之狱，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略有一些开放之气象，康熙帝对于学术的提倡，也得到了一些后世学者的肯定，此如皮锡瑞先生《经学历史》一书所云：
“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
又如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所云：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又云：
“康熙中叶，文网极宽，思想界很有向荣气象。”
又如孟森先生《清史讲义》一书所云：
“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
又云：
“圣祖以宋儒性理之学为宗，用以培养士大夫风气，其于致用，则提倡科学，实为中国帝王前所未有，后亦莫之能及。故康熙间学术，德性与学问并重，而稽古右文，公卿风雅，天下翕然，之所向往。”
又如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一书所云：
“康熙六十余年，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乾隆承其遗风，亦颇以稽古右文自命。是以搜集遗书，编纂巨籍，上好下甚，举世向风。且当时学者颇为社会所尊崇，故皆自甘终老于编摩之业。夫学者在社会上占优越之地位，而其生活又有余裕，则学术乃能昌明；清代经学之精越于前代，盖以此也。”
康熙帝本人，尚有一定之学养，对于西洋之算学与天学，不仅自身爱好，亦有教授与提倡之功，此如阮元先生《畴人传》一书所云：
“推步之法，由疏渐密，至国朝而大备。我圣祖仁皇帝，圣学生知，聪明天纵，《御制数理精蕴》契合道原，范围乾象，以故天下勤学之士蒸蒸向化。若宣城梅文鼎、梅瑴成，大兴何国宗，泰州陈厚耀，休宁戴震等先后林立，亦皆阐扬推衍，各有撰述。”
又如陈康祺先生《郎潜纪闻初笔》一书所云：
“宣城梅瑴成、泰州陈厚耀，同直南书房，正定算学诸书。圣祖尝召厚耀于便殿，问测景使何法。厚耀不知，上写西人定位法、开方法、虚拟法示之。又命至御座旁，随意作两点，上自用规尺画图，即得相去几何之法。瑴成直蒙养斋，上亦授以借根方法。谕之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几余召对，时有指授，自后二人之学，弥益精邃。瑴成由进士官至总宪，谥文穆。厚耀以教授超授编修，官至左谕德。研覃微学，授自圣人，讨论秘书，遂成不朽之盛业；其为荣幸，岂有伦比与？”


又如章太炎先生《史学略说》一文所云：
“清帝康熙最为聪明，天算诗文，确有长处。”
其四，清代的士民，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自由，包括参选（参加科举考试）的自由，经商的自由、私学的自由与民间慈善的自由等等。清廷对于私学与民间慈善事业，还例行奖励之政策，此如张之洞先生《劝学篇》一文所云：
“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
不得不指出的是，清代士民在出版与结社方面，虽不得谓毫无自由，但已远逊前明一朝。士民刻书，虽属自便，但屡罹文网。士民之结社议政，在清初犹有前朝之遗风，此如陈康祺先生《郎潜纪闻二笔》一书所云：
“国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犹沿明季遗习，方州大县，立社自豪。”
又如杨凤苞先生《书〈南山草堂遗集〉后》一文所云：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然甬上僻处海滨，多其乡之遗老，间参一二寓公；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惊隐诗社又为吴社之冠，汾湖叶桓奏，社中之领袖也。家唐湖北渚之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胜，岁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麋至，咸纪以诗。今考入社名流，见于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迹其始于庚寅，终于甲辰。诸君子各敦蛊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后之读遗民录者，必有取于斯也夫。”
然自顺治一朝起，朝廷即有明文禁令，至光绪一朝，方有松动，此清政之大弊，不可为之讳也，然文人学士以唱和诗文、商榷制义而结社，清廷并不严禁，此如纪昀先生《袁清悫公诗集序》一文所云：
“忆乾隆戊辰至甲戌，清悫公方宦京师，与秦学士涧泉、卢学士绍弓、张编修松坪、周舍人筠溪、陈舍人筠亭、王舍人穀原、左舍人羹塘、丁舍人药圃、钱詹事辛楣、及余与从兄懋园均以应礼部试，结为文社，率半月而一会，商榷制义，往往至宵分中间。暇日又往往彼此过从。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留恋，时以诗句相倡和，一时朋友之乐殆无以加也。”
文人诗酒之会，亦前明之遗风，清廷无从严禁，如袁枚先生《随园诗话》一书所云：
“乾隆初，杭州诗酒之会最盛。”
又云：
“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许巩璜刺史赠查云：‘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其豪可想。此外，公卿当事，则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奖为己任。”
又如钱泳先生《履园丛话》一书所云：
“毕秋帆先生自陕西巡抚移镇河南，署中筑嵩阳吟馆，以为燕客之所。先生于古人中最服苏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洪绶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拜罢张宴设乐，即席赋诗者至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


光绪朝之重臣，则有倡导有志之士自立学会者，此如张之洞先生《劝学篇》一文所云：
“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其五，清代之学术，不为科举所限制，亦不为官学所垄断，私学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学术事业的繁荣，并培育了众多的学术大师。家学在诸种私学当中，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此如王晫先生《今世说》一书所云：
“万履安有子八人，长孙贞一，并称令器。李杲堂尝论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贞一；至若学通古今，无所不辨，则吾不如季野。’”
又云：
“姚江黄太冲每言浙东门风之盛，莫过万氏。”
又如皮锡瑞先生《经学历史》一书所云：
“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一曰传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师弟，无论矣。惠栋弟子有余萧客、江声。声有孙沅，弟子有顾广圻、江藩。藩又受学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钱大昕有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段玉裁有婿龚丽正，外孙自珍。金榜师江永。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孔广森亦师戴震。具见《汉学师承记》。他如阳湖庄氏《公羊》之学，传于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子乔枞；皆渊源有自者。……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传家法则有本原，守颛门则无淆杂。名家指不胜屈。”
又如刘成禺先生《世载堂杂忆》一书所云：
“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凡得科名者未必有学问，而有学问者亦可得科名，或学优而仕，或仕优而学，学问不为举业所限制。论其原因：一、继承家学，如二钱、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师承，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书自知。自明季黄梨洲、顾炎武、李二曲、王船山四大儒出，学术风尚，焕然大变。其后如徐健庵、王贻上、朱竹君、翁覃溪、阮芸台、曾涤生，皆能提进学者，建树学宗。虽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而研究实学之风，仍遍于全国，科举不能限制学术，此明徵也。”
又如胡朴安先生《胡秉虔传》一文所云：
“国朝学术可称极盛，余姚黄氏、鄞县万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其父子兄弟类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家学之盛，超轶前古。”
又如马宗霍先生《中国经学史》一书所云：
“要之此等官学，摭拾固勤，理解终少，名为折中，实持两阿。以较明之《大全》，诚为过之，尚未能望唐之《正义》也。所谓经学复兴，当不在是。清世经学之盛，盖在私学。”
又如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一书所云：
“第一等人决不应考，绝不应征。家人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这是第一义。不考，自然不做八股文，一入学就读有用之书，为学问而学问，所以清初学者盛极一时，人人著书立说，开了许多新的路子，造成新的学风。”
由王、皮、刘、胡、马、柴六位先生所言，可知有清一代的私学之盛。此种私学之盛，与另一朝代的官学独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官学之独盛，则造成了垃圾学术的泛滥成灾和无耻之徒的“沐猴而冠”，即使出现了真正的学术大师，至多也只能是“遁世无闷”而已。
清代的有识之士，对于科举之妨碍学术，皆有深刻的认识，故另辟书院之一途，以谋学术之发展，此如陈澧先生之《遗稿》所云：
“天下为真学问者，岂敢谓无人。然师友讲习者，则惟吾粤有学海堂。虽于学不能如汉唐之经学，宋儒之实行，然于举业之外，尚有一程学问。”
又如黄以周先生《南菁讲舍文集序》一文所云：
“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


又如孟森先生《清史讲义》一书所云：
“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
又如刘成禺先生《世载堂杂忆》一书所云：
“自阮芸台总督两广，创建学海堂，课士人以经史百家之学，士人始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非以时艺试帖取科名为学也。陈兰甫创菊坡精舍继之，浙江俞荫甫掌诂经书院。及南皮督学湖北，创经心书院；后督鄂，创两湖书院；督学四川，创尊经书院；督两广，创广雅书院。于是湖南有校经堂，江苏有南菁书院，苏州有学古堂，河北有问津书院等，皆研求朴学，陶铸学人之地。士人不复于举业中讨生活，皆力臻康、乾、嘉、道诸老之学，贱视烂墨卷如敝屣，光绪中叶以前之风气如此。”
书院之教学，与八股制艺者有异，此如全祖望先生《帖经小课题词》一文所云：
“予主端溪讲席未及期，坊人裒诸生所业，将以问世，而乞言于予，予叹曰：粤中，白沙、泰泉诸先生讲学之地也。诸生勤勤从事于文，非先正之所望也。虽然，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见道之文，有经世之文，降而为词章之文。而词章之中，差等亦正复不一，又降而为场屋科举之文，则本不可以文称，特以其依托遗经而推之，而数百年来功名之径所自出，愚者遂以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端溪诸生，前此亦未能脱然自拔于时风众势之中，予至，稍以经史之学导之，其中亦多有志者，雨聚笠，宵续灯，相约不为世俗之文，而曾未几时，其文果为之一变，试以是集观之，不特不肯为场屋下劣之文，若并不欲仅以词章见者，由是而进之，未可量也，诸生勉之矣。”
又如朱一新先生《〈无邪堂答问〉序》一文所云：
“无邪堂者，南皮张孝达尚书督粤时辟广雅书院以课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规：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仿古颛家之学，分经、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长受其成焉。诸生人赋以日记册，记质疑问难之语于其中，而院长以次答焉。”
虽满族之大吏，亦未尝不知自书院而求古学之道，此如鄂尔泰先生《征滇士入书院敕》一文所云：
“书院者，储才之区也。使者初来滇，滇旧有书院，使者分为三舍，课其优绌，以高下其廪饩。然使者窃忧之，虑其应上者之鲜实心，而操之无具，故奇才异能之士，未尝数数睹也。……使者闻而叹曰：是谁之过？使者之过也。学者力不能致经史及前古历代之书，而为之上者，又不思代为致之，是更历数千百年后，欲求一奇才异能之士，而终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史》诸书于院中，学者尚未及读，至是复取架上《十三经》，及周秦以来之书若干部，各用图书印记，注之简册。贮之书院，掌之学官，传之永久。……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穀》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之辨晰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此《十三经》者，缺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于史，则先《史记》，次《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缺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技诸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历律、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书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要，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大要也。且善读史者，不仅以史视史，凡诏诰、奏疏、檄谕、论策之属，文之祖也；乐章、歌辞之属，乐府、诗歌之祖也；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所载骚、赋之属，词赋之祖也。故熟于三史，则文人、诗人、骚人一齐俯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史有可与经兼读者，如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读《公羊》、《穀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书》副之，则史学不会太迟。惟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十三经》与三史既读。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其余则分日记览。天资绝人、过目成诵者，览即是读，其不及者，原不能尽读。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为之根本，余皆一以贯之。读固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读，非人情，不可强也。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读经以淑性，读史以陶情。朝经暮史，参错互读，则有体有用，内外兼该，相济而不相妨，相资而不相紊。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则本之身，措之世，无所往而不当。”
以今人熟知的学术大师而言，章太炎先生出自于杭州诂经精舍，梁启超先生出自于广州学海堂书院，由此即可略知传统书院教学之成绩。
其六，有清一代，有一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官员，他们在自己究心经史、勤于著述的同时，还建树学宗、奖掖后进、扶助私学、刊刻典册、振兴文教、造福一方，从而促进了一代学术之繁荣，此如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所云：
“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
阮元先生在浙江巡抚与两广总督任上，分别创建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书院，这两家书院不仅促进了浙江的文教繁荣、改变了广东在全国学术分布上的边缘地位，而且其影响波及于全国，其学术泽被于后世，此如李元度先生《阮文达公事略》一文所云：
“六年立诂经精舍，祀许叔重、郑康成两先生，延王述庵、孙渊如主讲席，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扃试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诂经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不可殚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


又如钱泳先生《履园丛话》一书所云：
“嘉庆初年，扬州阮云台先生一为浙江学政，两为浙江巡抚，于西湖圣因寺旁设诂经精舍，选诸生中经学修明通于一艺者，习业其中，有东京马融氏之遗风。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訬攘面赤，家竹汀宫詹闻之，笑曰：‘此真所谓洙泗之间，龈龈如也。’其精舍中肄业诸生，则有洪颐煊、洪震煊、徐养源、徐养浩、陈鸿寿、陈文杰、胡敬、徐熊飞、吴东发、汪嘉禧、孙同元、赵春沂、赵坦、范景福、何兰汀、徐鲲、丁子复、李遇孙、金廷栋、陶定山、张鉴、沈涛、周联奎、顾廷纶、邵葆初、蒋炯、李方湛、吴文健、陆尧春、朱壬、汤锡蕃、王仁、朱为弼、何起瀛、钱林、张立本辈凡三十余人，为一时之盛。”
又如刘毓崧先生《阮文达公传》一文所云：
“（阮文达公）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者皆奉为矩蠖。”
又如张崟先生《诂经精舍志初稿》一文所云：
“阮文达公振兴文教其影响于我浙以至于中国学术界之深远者，尤推西湖诂经精舍之创设。课艺梓行者八集，至今犹为世珍，生徒著籍，可考者千数百人。学问名家，作述不朽者，比比而是。精舍不但影响于浙省者至大，抑且泽溉全国，堪谓为我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一页矣。”
张之洞先生继阮元先生之后，也创立了多家书院，在其四川学政任上，还在缪荃孙先生的帮助下，编写了著名的《书目答问》一书。此书初版之后，多次再版重印，泽溉后学，直至于今日，此如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一书所云：
“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其义以张之洞言之最详。”
又如范希曾先生《〈书目答问补正〉跋》一文所云：
“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至家置一编。”
又如李时先生《民国二十五年君中书社再版〈书目答问〉序言》一文所云：
“以书目为名，而实指示读书之法者，则莫如张文襄公之《书目答问》为优也。公之书目出，四方学者，闻风兴起，得所依归，数十年来成就学者不知凡几。”
通过若干学术大师的回忆，我们即可略知张之洞先生通过编写此书而对近世学术繁荣作出的贡献，此如梁启超先生《上南皮张尚书书》一文所云：
“启超乡曲陋学，十三以后，得读吾师训士之书，乃知天地间有学问之一事。”
又如陈垣先生《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一文所云：
“十二岁以前，在学馆读四书五经，只是呆板地死背，不能背就挨打，只有用逃学一法来躲避。十三岁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其七，当有清一代，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土地的私有、产业的发展与区域性的经济繁荣，使得一部分学者在不必获得朝廷奖励和领取官方俸禄的前提下，也能潜心治学。不少学者在弃官就学或者告老致仕之后，也能悠游于田园山水之间，从容不迫地著书立说。即使是一些出身贫寒的学子，在家有薄田和亲友师长资助的基础上，也能发奋苦读，成就学业，此如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所云：
“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
又如章太炎先生《与王鹤鸣书》一文所云：
“曩者凌曙卖香，汪绂陶瓦，戴震稗贩，汪中佣书，张惠言饿不能具饼饵，及其学术有造，往往陵厉前哲，修名烂然。”
贫寒之学者，受到高级官员的尊重与资助，亦传为士林之佳话，此如方濬师先生《蕉轩随录》一书所云：
“汪容甫先生（中）乾隆丁酉科拔贡，湛深经学，以科名为不足重，遂不求进取。稚存太史诗中所谓‘不敢随车试大廷，头衔应许号明经’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毕秋帆宫保抚陕西时，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一日，先生忽以尺书报之。宫保拆视，乃笺纸一幅，上仅书四句云：‘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穷乏之理。’毕公阅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先生之旷达，宫保之礼贤，时两称之。先生子孟慈太守（喜孙）为先世父丁卯同年，余侍先世父时尝闻斯语云。”


又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所云：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谢侍郎墉督学江苏，选拔贡生，每试，别置一榜，署名诸生前，谓所取士曰：‘若能受学于容甫，学当益进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学，则北面事之矣。’”
自唐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之技术逐渐成熟，宋元以来尤为盛行，在此基础上的刻书与藏书事业，也有着持续性的发展，从而为清代的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如叶德辉先生《藏书十约》一文所云：
“士生宋元以后，读书之福远过古人。生国朝乾嘉后者，尤为厚福。五代、北宋之间，经史正书鲜有刻本，非有大力者不可言收藏。既有刻本，又不能类聚一处，即有大力搜求亦非易事。古人以窥中秘、读老氏藏为荣幸者，今则有赀，一日可获数大部。”
又如王国维先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一文所云：
“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
又如陈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所云：
“吾人敢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无所关。”
又如朱光潜先生《旧书之灾》一文所云：
“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印刷业最早兴起而也最盛行。我们略翻阅叶德 辉的《书林清话》之类书籍，便可以明白我们的祖先在印书和藏书方面所费 的心血和所表现的崇高理想。远者不必说，姑说满清时代，刻书是当时国家 文教要事之一。在京师的有武英殿，在各省的有金陵、杭州、成都、武昌、 广州各大官书局，都由政府资助，有计划有系统地刻印四部要籍，地方文献 多由各当地书局分印，大部头著作一局不能独刻的则由各局合刻。刻书流传 文化，是一件风雅的事，官书局之外有许多书籍的爱好者，像阮元、卢文弨、 毕沅、鲍廷博、伍崇曜、黎庶昌、王先谦诸人都以私人的力量刻成许多有价 值的丛书。当时读书人多，书的需要大，刻书也是一件可谋利的事，官局与私人之外，又有许多书贾翻刻一般销行较广的书籍，晚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一 个著例。”
其八，在满清异族统治之下，大批汉族学者有着保护与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国虽破亡，然“史不可灭”，本民族的基本纲常伦理和文化精神亦绝不可失坠。学者们“保天下”的共同观念，正是有清一代所以能大师辈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此如顾炎武先生《日知录》一书所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又如龚自珍先生《古史钩沉论二》一文所云：
“孔子云：‘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又如张之洞先生《劝学篇》一文所云：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余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陶、林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袁、吕、王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又如陈寅恪先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所云：
“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
笔者上文所列，虽未详备，然读者籍此即可略知有清一代大师辈出之原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师，多半都是在清末时代接受启蒙之教育；民国时代的学术发展，虽有西学东渐之因素，但也是建立在清代学术的基础和清代大师的成就之上的。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清代的文字之狱主要集中在雍乾两朝，但清廷在文化政策上的专制与封闭，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清代之学术未能在“国初之学大”的基础上继续全面发展，反而是偏重于经史考据之一途。经世致用的义理之学，特别是政治一科之不彰，尤为后人痛惜，此如罗振玉先生《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一书所云：
“处士之学在明体达用，而绍其学者亦得其半而已。顾氏之学始传吴中，传皖江已，复传于江苏，并光被他省。虽嘉庆以前国家平治，海内安宴，致传顾氏之学者不复留意于致用，而于经史考订绍述甚广。此一得也。”
又如孟森先生《清史讲义》一书所云：
“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像生焉者二也。”
清社虽屋，厉阶犹在，变本加厉，未有竟时。检讨前代学术之得失，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当今之世，人们对“钱学森之问”的广泛议论，与媒体对“大师焦虑症”的初步探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明知故问”的味道，但针对这一类问题而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学术研究，还是明显不足的。笔者上文所云，只是一些初步和粗略的分析，所引诸先贤之文字，亦未必全然不可商榷。如果本文对人们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与解答“钱学森之问”和“大师焦虑症”略有益处，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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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鲁

人文学者。幼承庭训，少时得见多位学界耆老。大学毕业后，长期致力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与传统目录学之研究，并担任多家社会机构之学术顾问，著述散见于《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与“爱思想”、“儒家网”等学术网站。近年来主讲近百场传统文化普及性与专业学术提高性讲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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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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